对于传统的“中国”文化来说，“十六天魔”舞蹈可说是一种“异质”；这应该就是部分士子有意无意将之贬斥的潜内因素。不过，如果将“中国”的范围扩大到诸如明代“贵州”、清代“台湾”等原本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，“异途同归”所导致的文化“趋同”，也能由这味“异质”将数个互相阻隔的地段联系起来。田雯《古欢堂集》卷七《迎春诗》：“逐队结连各变化，风樯阵马神飞扬。僰童年纪十四五，朱铅涂面锦祢裆。或弹箜篌弄筝笛，或披甲胄挥戟枪。或骑兕象佛子国，或斗珠贝波斯羌。壮者壁垒颇与牧，美者娇冶施兼嫱。旋风岂类天魔舞？当筵不是成都娼”。“木瓜金筑接六诏，一发万里西南疆。山青敢嗟瘴疠毒，雪消且喜梅花香。罗施之戏迎春曲，放衙观者如堵墙。他时采作黔俗记，芦笙夔鼓牂柯乡”[67]。董天工《台海见闻录》卷二：“番俗成婚后三日，会亲宴饮，各妇艳妆赴集，以手相挽，面相对，举身摆荡，以足下轩轾应之，循环不断，为两匝圆井形，引声髙唱，互相答和，揺头闭目，备极媚态。范巡方（咸）有絶句：妙相天魔学舞成，垂肩璎珞太憨生。分明即是西番曲，齐唱多罗作梵声”[68]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：兹二者就是“天魔舞”的延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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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北京，中华书局标点本，一九七七年，页918、919、4583。
[2]郑州，中州古籍出版社任崇岳笺证本，一九九一年，页95。
[3]上海古籍出版社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》标点本，一九八二年，页161、162。
[4]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景印明刊本，页12上、下。
[5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9下、24下。
[6]济南，齐鲁书社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影印天启汲古阁《诗词杂俎》本，页270上、下、272上。
[7]台北，文海出版社《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》影印万历刊本，页111、113、120。
[8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1上。
[9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0下、11上。
[10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下、2上、下。
[11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70上。
[12]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景印双鉴楼抄本，页34下、35上。
[13]济南，齐鲁书社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影印万历《宝颜堂秘籍》本，页317上。
[14]北京，中华书局《元诗选初集》标点本，一九九四年，页2032。
[15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8上、下。
[16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33下、34上。
[17]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景印成化刊本，页2上。
[18]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景印成化刊本，页2上。
[19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4上。
[20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10上。
[21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2上、下。
[22]页19上、下。
[23]台北，新文丰出版公司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》影印傅增湘校刊清抄本，页187下。
[24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上、下。
[25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3上、下。
[26]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景印明初刊本，页9下、10上。
[27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42上。
[28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6上、下、17上。
[29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4下、5上。
[30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4下。
[31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43下。
[32]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景印万历刊本，页22下、23上。
[33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20上、下。
[34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5上、24下、25上。
[35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6上。
[36]页1下、23下。
[37]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景印明刊本，页13下、14上。
[38]北京，中华书局标点本，一九七五年，页867。
[39]北京，中华书局断句本，一九八一年，页2868。
[40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2上。
[41]北京，中华书局标点本，一九七四年，页2384、2385。
[42]北京，商务印书馆《国学基本丛书》本，一九五八年，页9、10。
[43]北京，中华书局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》季羡林等校注本，一九八五年，页593、594。
[44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2上、下。
[45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5下。
[46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5下。
[47]北京，中华书局谢方点校本，一九八六年，页270。
[48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37下、38上。
[49]《四库全书》吴兆宜笺注本，页56下、57上。
[50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2下。
[51]北京，中华书局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》断句本，一九八三年，页65。
[52]北京，中华书局重印《万有文库十通》本，一九八七年，页3869上。
[53]北京，中华书局断句本，一九六○年，页3439至3446。
[54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27下。
[55]北京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刊本，一九九八年，页168、169。
[56]载《徐州大学学报》二○○二年第三期，页73、74。
[57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6下。
[58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4下。
[59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2下。
[60]台北，故宫博物院景印元刊本，一九七六年，页34下。
[61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2下。
[62]北京，语文出版社《二苏全书》本，二○○一年，页8—499、500。
[63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2下。
[64]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景印日本翻宋刊本，页13下。
[65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13上。
[66]上海古籍出版社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》标点本，一九八一年，页21。
[67]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页4下、5上、下。
[68]台北，大通书局《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辑》标点本，页36。
作者提供，原刊《蒙古史研究》第8辑，2005年
13、郑玄
郑玄（127-200），字康成，北海高密（今山东高密西南）人。东汉儒家学者，中国著名经学家之一。郑玄先学今文经学，后习古文经学，网罗众家，通融为一，成了汉代最大的“通儒”，是两汉经学之集大成者。其经学成就及由其学术而形成的学派，后世称之为“郑学”、“通学”，或“综合学派”。
郑玄年轻时，赴京城洛阳太学受业，师事京兆（今西安西北）人第五元先人第五元先(第五是姓)，“始通《京氏易》、《公羊春秋》、《三统历》《九章算术》。”无接受了官学，即今文经学，同时，他对刘歆的《三统历》以及自古流传的《九章算术》，也颇有研究。后回到东郡（今河南濮阳西南），随张恭祖学习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韩诗》、《古文尚书》等。这时，他既学今文经，更以浓厚的兴趣学古文经。约三十七岁时，“以山东无足问者”，就西入关中，通过马融的学生卢植介绍，师事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马融。据说，马融平素骄贵，郑玄在其门下，“三年不得见”，只能听高业弟子传授。但是，郑玄“日夜寻诵，未尝怠倦”，将马融的学问都学到家了。一次马融召集高业弟子“考论图纬”，涉及到某些天文历算问题，“闻（郑）玄善算”，就召他到楼堂上一起讨论，郑玄就几个问题提出了质疑，亲聆老师的解释，“问毕辞归。”这时，郑玄已过不惑之年。马融喟然对门人说：“郑生今去，吾道东矣。”其实，郑玄意识到自己的学问，已超过马融了，便辞归家乡。
返回山东，家境依旧贫寒，客耕东莱（今山东黄县东南），学徒相随达数百人。由于“党锢”事件的牵连，便隐修经业，杜门不出，长达十四年。其间发生了经学史上又一次今古文学的争论。今文学家何休，好《公羊》学，撰有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梁废疾》等。对此，“（郑）玄乃发《墨守》，针《膏肓》，起《废疾》。”郑玄的深入论述，令人佩服，何休见而叹曰：“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，以伐我乎！”从此以后，就再也没有类似的论争了。史称：“中兴之后，范升、陈元、李育、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，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环及（郑）玄答何休，义据通深，由是古学遂明。”所谓“义据通深”，说明了郑玄是从“通学”的立场上对《春秋》三传作综合研究，才最终解决了问题，消除和门户之见，结束两百余年的今古文争辩。
汉灵帝末，“党锢”解禁，大将军何进执政，想重新起用郑玄。郑玄年已六十，婉言谢绝，宁愿从事教学与著述，“但念述先圣之元意，思整百家之不齐，亦庶几以竭吾才，故闻命罔从。”（《后汉书-郑玄列传》）往后的十多年里，郑玄勤奋著述，凡百余成言。汉献帝建安五年病卒，享年七十四岁。
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，范晔为其列传时作了这样的评论：“自秦焚六经，圣文埃灭。汉兴，诸儒颇修艺文。及东京（指东汉）学者，亦各名家。而守文之徒，滞固所禀，异端纷纭，互相诡激，遂令经有数家，家有数说，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，学徒劳而少功，后生疑而莫正。郑玄括囊大典，网罗众家，删裁繁诬，刊改漏失，自是学者略知所归。”郑玄站在“通学”的立场上遍注群经，“整”而“齐”之。史载，他注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尚书大传》以及《中候》、《乾象历》；又著《天文七政论》、《鲁礼袷义》、《六艺论》、《毛诗谱》、《驳许慎五经异义》、《答临孝存周礼难》等，凡百余万言。著书立说的成绩如此巨大，远在其师马融和两汉任何一位经学家之上。
在《易》学方面，郑玄早年通《京氏易》，后来又通《费氏易》。其《易》注，以《费氏易》为主，兼容《京氏易》，京即今古文《易》学的综合研究。他以“礼”注《易》，强调“不晚迫害论”即社会伦理功能。改造了象数《易》学，是两汉《易》学发展的最高成果。此外，郑玄还提出八卦始于神农氏之说，与以前流行的伏羲说有别，可谓另创新说。
在《尚书》学方面，其《尚书》注，来源于贾逵、马融，是东汉一代今古文《尚书》学的含有大成者。郑注出现，“《古文尚书》遂显于世”，为儒者所宗。
在《毛诗》学方面，郑玄先学今文《韩诗》，后师从马融研究《毛诗》。其《诗》学直接来源于马融，他在《毛诗笺》以及《毛诗谱》，兼采了今文三家《诗》尤其是《韩诗》。他首次提出《毛诗》作者有大、小毛公之别，《毛诗谱》谓鲁人“大毛公为《故训传》于其家，河间献王得而献之，以小毛公为博士。”此新说有何依据，不得而知。郑玄还独创了“笺”的名称。就郑玄《毛诗》“笺”注内容而言，也是多以《礼》解释《诗》，强调礼制的作用，宣扬封建伦理的功效。此外，郑玄首次提示了《诗》之《大序》为子夏所撰，《小序》则为子夏、毛公合作。
在“三礼”学方面，郑玄《周官注》来源于马融；而注《礼》经（《仪礼》），是校读“古经”的成果；注《礼记》，则是独创的新说。从前，三种礼学经典分别相传，而郑玄“通为《三礼》”，开始才有所谓“三礼”之学。“三礼”学是郑玄“通学”最精彩的内容，他全面注释“三礼”，融会贯通，自然地解决了许多疑难的问题。皮瑞锡指出：“郑学最精者三礼。”（《经学通论——论郑荀虞三家之义郑据礼以证易学者可以推补不必推补爻辰》）
在《春秋》“三传”方面，郑玄先学《公羊春秋》，后习《左氏春秋》，此外又懂《梁春秋》。他曾指出：“《左氏》善于礼，《公羊》善于谶，《梁》善于经。”（《六艺论》）郑玄综合融通，重点落在“善于礼”的《左氏传》上。《后汉书》本传及《儒林列传》均未提及郑玄注过《左氏传》，但《世说新语-文学》篇中记：郑玄曾注《左氏传》，一次与服虔相遇，听服虔谈注《左氏传》的内容，觉得与己见相同，就说：“吾久欲注，尚未了。听君向言而有信，多与吾同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。”遂为《服氏注》。如果故事可靠，郑玄似有尚未完稿的注《左氏传》的专著。
“六艺”概论方面。随汉代经学发展，必然产生“五经”、“六艺”概论的专著，刘向校理秘府经籍，撰编了《五经通义》和《五